尼可斯（Bill Nichols）則曾將二十世紀的紀錄片歸納為六種模式：
1. 詩意的模式（the poetic mode）——以抒情、暗喻、華麗的影音，呈現影片節奏韻律之美學要素，刻意忽略傳統敘事方式與特定的時空背景，「重組世界拼圖」（reassembling fragments of the world），將歷史材料轉化成更抽象的表現形式，並以一種獨特的論述為文本，開放觀眾自由詮釋的空間，而非知識性的說服，是20年代與現代主義的結盟表現。
2. 解說的模式（the expository mode）——是最常見的紀錄片類型，影片經常以全知的觀點運用大量的旁白，直接對觀眾分析解說影片內容，藉由各種象徵：知識份子、權威人士，或口齒清晰的專業播報員聲音，主導、說服觀眾的判斷。尤其是在社會議題的爭辯上，常以「上帝傳講」（mediated by a voice-of-God narration）的姿態調爭熄火，主導眾論，這是20年代和30年代期間常見的表現手法。
3. 觀察的模式（the observational mode）——60年代攝影器材的突飛猛進，使紀錄片的拍攝更加細膩精緻，同時也要求讓社會人物自由演出。強調紀錄片應該一如鏡像般真實反應對象，是一種對攝影者與器材的全不在場之假裝，純粹客觀觀察式的「直接電影」（direct cinema），攝影者一如牆上的蒼蠅，臨在而不干擾，觀賞者有如蹲立在鑰匙孔的位置，窺見影片中的真實人生。
4. 參與的模式（the participatory mode）——不避諱攝影者與被攝影者之間的對話聲音、互動關係，雙方在影片中交替出現既觀察也參與的「真實電影」（cinema verite, veritable cinema），攝影者可以現身於正在紀錄的影像中，與被攝影的主角對話、分享生活的經驗，猶如「目擊證人的誠實」（the honesty of witnesses）見證一切。
5. 反省的模式（the reflexive mode）——對影片之真實性予以徹底的解構，讓觀眾從正視影片人為的操作程度，到質疑各類符號系統的想當然爾，進而瞭解真實與虛構的反覆再現、不確定性、無法論斷性，而反思自我的主體意識，這明顯與80年代的批判理論相互呼應。
6. 表現的模式（the performative mode）——為激發觀賞者對影片創作者個人見解的體會，從而進一步去思考創作者所欲觀賞者突破的偏見與成見，攝影者會融合許多表現技巧，或是實驗性的、虛構的、前衛的、作戲的⋯等等各種方式，以喚起觀賞者用不同的角度與立場，重新觀察生活中的一切，本質上是一種自傳體例（autobiographical in nature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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